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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举办2020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
在疫情危机的冲击下,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与国际金融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主办,中山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2020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于11月14日在线上举办。来自各高校、研究机构等300多名专家和学者线上参加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上,黄新飞教授代表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向线上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学院的发展历程、强院育人和学科发展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姚枝仲从技术、体系、政策和开放四方面对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界出现的变化产生的挑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专家学者们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国际,就疫情危机冲击下如何应对金融体系变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 下午,“宏观政策与金融安全”“系统性风险传染与风险防范”“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开放”“资本市场与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普惠金融与数字货币”等六个平行论坛同时在线上举办,来自国内各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作了主题报告。专家学者们在论坛中指出,在疫情危机与美国单边主义政策行径的冲击下,对现行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国内外经济形势巨变,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2020年,为了应对危机、稳定发展,党中央明确了发展“双循环”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统筹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重大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行意味着我国将对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为顺应新经济形势下“双循环”的重大战略安排,我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迫在眉睫。中国世界经济学会2020年国际金融论坛也将继续响应国家政策和号召,为推动我国国际金融研究向世界前沿前进承担起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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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工匠之师”的青岛经验
偌大的码头上不见人迹,桥吊智能装卸集装箱,电能运输车自动拉着箱子跑,生产作业井然有序,这是青岛港的实时画面。 镜头另一端,40公里外,在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刘祥柏教授正在给集装箱运输管理专业的大二学生上实训课。这位在青岛港工作了22年的一线业务能手,是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 在青岛市,刘祥柏只是“双师型”教师的一个代表。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2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一半”的目标。 统计数据显示,到2019年,青岛市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数量,已占专业教师总数的80%。 改革放权,畅通高技能人才从教渠道 来到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之前,刘祥柏在青岛港码头做业务部经理。2003年,学院新设集装箱运输管理专业,尤为缺乏有实践经验的一线老师,通过自主选聘的方式,刘祥柏来校任教。 岗位急需的专业教师可以打破常规招聘,这一点在京剧名师刘学礼身上也得到了印证。见到这位京剧“裘派传人”时,他正在青岛艺术学校的301教室,教授京剧班的学生学习空翻动作。 “我为了孩子们的需要而来。”刘学礼的舞台经验尤为丰富,青岛艺术学校把他聘请到学校,作为专业教师,为青岛京剧院订单式培养演员。 这些“放权”招聘,都得益于青岛市首创的“1+N”教师队伍补充机制。“1”指的是统一公开招考,在“1”之外,还有“N”:自主引进高层次人才、自主选聘紧缺专业人才、自主招聘公费师范毕业生……职业院校的自主权进一步被放开。 近3年来,仅青岛市教育局直属职业学校,通过“N”的方式自主引进补充的教师数量,占新补充教师总数的40%以上。以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为例,10年来,学校从港内引进了126名专业对口、实践水平高、管理经验丰富的高级工程师、技师作为学校专职专业课教师和实训课教师。 《实施方案》要求,设置一定比例的特聘岗位,畅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兼职从教渠道,规范兼职教师管理。在2011年,青岛市就出台政策规定,每年安排专项资金设立中等职业学校特聘兼职教师岗位,每个岗位每年补助5万元。近5年来,青岛市财政共安排2000万元特聘兼职教师专项资金,面向企业(行业)公开聘用了400多名优秀技能型人才,到校兼任专业课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 为了使招进来的教师更贴合专业要求,青岛市改革以往“先笔试后面试”的招聘流程,把面试环节前置。面试前置由学校自主命题、自主面试,按照教师职业能力和教育评价标准,选拔出了一大批符合本学校教育教学岗位需求的人才。 对此,青岛市教育局一级调研员李一鸥说:“‘双师’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建立一套具有职业院校岗位特点的教师招聘制度,激发教师队伍活力,是当下谋求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提升能力,多平台为教师实践提供支撑 在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内,看不到任何快递小哥的身影。而在学校与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菜鸟驿站快递实训中心,则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教师指导分发快件,学生引导寄件,智能柜扫码取件,忙中有序。 可不要小看这一实训中心,在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各个方面,均由该校教师深度参与。类似这样的“校中厂”,不止菜鸟驿站一家。近年来,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加大引企入校力度,与万科物业共建了“万科”管家学院,与青岛福冈工贸有限公司共建了“笑蕾”食品校园店等,让教师直接担任运营负责人。 “我们专业的‘双师型’教师达到了100%。”酒店管理专业是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龙头专业,问及培养秘诀,在该专业负责人尹萍的寥寥数语之下,答案浮出水面。 该校的主办单位鲁商集团拥有五星级酒店5家、四星级酒店18家、经济型酒店253家,为教师企业挂职提供了平台。“我们与洲际酒店共同培养学员,为专业教师提供定制化课程和教学资源包,开展教师国际酒店培训认证和访学,从而使我们的教师始终与酒店管理国际教育同频共振”。 “目前,学院已扎实落实教师联系企业制度15年,全院专任教师累计完成近4轮赴企业挂职锻炼,‘双师型’教师占90%以上。”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达说。 为进一步提升职业教师挂职锻炼的积极性,青岛市规定,挂职锻炼以5年为一个周期,要求专业课教师在每5年内累计挂职不少于6个月,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教师聘期考核等工作中,均对教师参加企业挂职锻炼进行了明确要求。 “专任教师进码头,港口专家上讲台”,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与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各公司签订培训协议,每年安排专业教师到生产管理一线实践锻炼,参与工程技改项目,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如今的刘祥柏,还时不时地往青岛港码头跑。“青岛港的自动化码头位居世界前列,集装箱运输管理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我要定期去了解发展的新动向,保证将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刘祥柏说。 凝聚合力,让教师处在专业最前沿 还未进入四合院,先是一阵浓郁的桂花香气袭来,走上几步,耳边又隐约传来了柔美的单簧管声。这个四合院是青岛艺术学校器乐专业的琴房,夕阳的余晖下,学院教师张贯宇在进行管乐教学。 2014年,青岛在全市中小学首批建设了30个名师工作室,张贯宇加入的“邹波名师工作室”是青岛市艺术学科唯一的名师工作室。该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青岛艺术学校副校长邹波介绍,工作室不仅是学习共同体、合作共同体,更是实践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在名师的带领下,我的教学专业水准得到了极大提升。”张贯宇说。 李一鸥介绍,青岛市实施齐鲁名师名校长建设工程、青年技能名师建设计划,培育了一批专业(学科)骨干带头人、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建设了150个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200个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以此来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 在新教师入职以后,青岛市又通过“阶梯计划”助力教师专业成长,经过“公开课—优质课—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名师—特级教师”等梯度,系统加强教师队伍培养。青岛市还进一步健全了教师培训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构建了市、区、学校三级教师培训体系,教师培训市级财政经费投入从每年2000余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 在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针对诸如酒店管理、中西餐烹饪之类的国际前沿专业,学校每学期选派教师赴合作院校开展3至6个月不等的访学。李达介绍,目前已有21名教师系统掌握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学标准、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学院还多次选派教师赴联合国总部、印度尼西亚、美国、法国、加拿大、韩国等地参加中华烹饪技能展示和职业技能大赛。 同时,青岛市还进一步加大重点专业骨干教师和校长境外培训力度,每年安排30名左右中职教师赴德国开展专业教学法、德国“双元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海外高端培训,引进国际焊工等一系列国际职业资格认证标准,鼓励和资助职业院校教师考取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优秀师资。”李一鸥说。(记者 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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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以融合图发展 以创新求卓越
20年前的5月27日,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机遇,由原武汉工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合并组建的武汉理工大学,开启新的发展之路,从扩大规模向提高质量、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建设,一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把务实重行的坚定步伐留在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 20年后,当五月的鲜花再次开遍校园,武汉理工大学已实现整体水平全面提升的历史性跨越,交上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优秀答卷,向着卓越再出发。在武汉理工大学合并组建20周年之际,郁郁马房山、悠悠水运湖、葱葱伯乐山,共同见证着全体师生员工和60万校友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用不懈奋斗之伟力书写的辉煌荣光。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疏“于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是年,湖北工艺学堂正式设立。作为中国实业教育的先驱,湖北工艺学堂奠定了武汉理工大学的百廿根基。携湖北工艺学堂不息传承之余韵,武汉工业大学汇南北两支三脉(湖北工艺学堂、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融合发展之成果,走过世纪沧桑、历经百年变迁;起航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促进海事建设为宗旨”而建立的国立海事职业学校,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这艘远航巨轮,历半个多世纪,扬帆奋进、劈波斩浪;肇始于新中国大建设火热年代的武汉工学院,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四十余年风雨兼程、一往无前…… 学校通过整合融合与夯实基础,实现了整体实力的重大突破;经过内涵建设和快速发展,实现了学校“整体水平国内一流,部分学科水平世界一流”的第一个中长期发展目标,并为学校最终建成“让人民满意、让世人仰慕的优秀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坚持党建引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放在办学治校首位。不懈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把党的建设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融为一体,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学校坚持办学思想引领,科学把握融合与发展、特色与创新、服务与共建的关系,提升办学理念、创新办学思路,提出“以融合求发展·以发展促融合”“以特色创优势·以创新求发展”“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共建”的发展思路;熔铸“建设让人民满意·让世人仰慕的优秀大学”的大学理想、“厚德博学·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育人为本·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实施卓越教育·培养卓越人才·创造卓越人生”的教育理念,如今的武汉理工大学在追求卓越的征程中澎湃向前! 学校坚持战略规划引领,制定第一个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明确“三步走”阶段目标,以坚定的意志、奋进的气概、坚实的步伐,科学把握全局、着力突破重点、深入推进改革,朝着目标不息迈进。如今的武汉理工大学已实现从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到研究教学型大学,再向“整体水平国内一流、部分学科水平国际一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转变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成为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计划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为建材建工、交通、汽车三大行业培养人才规模最大的高校。 从“211”走向“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历史性飞跃。学校抓住 “211工程”建设、“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工程建设和“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机遇,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强化特色,打造学科“高峰”、建设学科“高原”,先后开展四次教育思想与学科建设大讨论,为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学校形成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构建以工学为主,理、工、经、管、艺术、文、法等多学科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2017年学校入选国家首批“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第四轮全国学科水平评估中,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进入A+档,与清华、北航并列全国第一。 从“三强人才”走向“三领人才”,人才培养能力全面提升。合校伊始,学校确立培养“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创新意识强”的“三强人才”培养目标。面向高等教育新使命和新要求,学校围绕着力培养“引领科技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引领行业发展的行业领军人才、引领区域发展的创新创业人才”的“三领人才”培养目标,实施卓越人才培养工程,构建卓越人才培养体系。学校现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8个、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28个,拥有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5门、国家级教学团队5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3个,以及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全国高校创新创业实践育人基地。学生科技创新素质、奉献担当精神、自强不息品质、创新创业能力显著提升,涌现出全国最美大学生1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人、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3人、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6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4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4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12人,形成了独特的“理工群星”现象。 从“三大人才工程”走向“15551人才工程”,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学校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持续推进“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与培养工程”“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三大人才工程,构建人才工作体系;着力实施两轮“15551人才工程”,构建卓越教育人才队伍体系,建设了一支由战略科学家、学科首席教授、产学研合作特聘专家、特色专业责任教授、精品课程教学名师、青年拔尖人才等组成的高端引领型人才队伍;学校院士实现零的突破,现有院士10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4人,发达国家院士5人);具有海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和一年以上海外知名大学研修经历的教师比例大幅提升;人才梯队渐趋完善。学校将培育新时代高尚师德作为党委工程,提升青年教师四种能力,全面提升教师队伍水平,涌现出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等教师典型。 从服务行业创新发展走向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创新硬实力显著增强。学校建有四个国家级科研基地,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全国21个材料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排名第一,光纤传感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是我国材料与信息学科交叉、光纤传感领域唯一的国家工程实验室,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在高校建立的建筑材料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水运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国家在水运安全领域唯一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校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创能力,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3项(主持2项,参与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2项(主持11项,参与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4项(主持10项,参与14项),获国家科技奖励数居全国高校前列。在《Nature》等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17篇。学校深度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国防建设、重大工程等,C919大飞机、“长江上的复兴号”江海直达船、港珠澳大桥、三峡大坝等国家重大项目均凝聚着武汉理工人的智慧和汗水,武汉理工大学参与研制的强国重器在祖国长空、大地和深海闪耀。学校建有3个省部级协同创新中心,与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共建230余个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机构,广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助力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成功举办武汉市第四批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武汉理工大学专场,现场签约项目投资2607亿元,创单场最高签约额;召开武汉市第五批科技成果转化签约大会·武汉理工大学专场,签约金额81.76亿元,创最高签约额。 从“四个面向”走向“四位一体”,校友工作能力显著提升。合并组建以来,学校坚持面向行业、面向地方、面向全国、面向国际,促进与行业、地方、校友和国际的共建,建立建材建工、交通、汽车三个行业董事会,为建设学校良好的外部大环境打下基础。经过20年发展,学校形成校友会、行业理事(董事)会、基金会、社会合作“四位一体”合作发展新格局,构建了平台共建、资源共享、开放共荣的深度融合机制,获得社会共建资金20多亿元;明确了“全周期、全范围、全方位”的全校友工作理念,建立了遍布世界各地的73个地方校友会和26个学院校友分会,确立了以学生成长和校友发展为中心的“根情文化观”,建设校友与学校发展的事业共同体、情感共同体、荣誉共同体,校友工作能力明显提升。 从国际交流走向国际化,国际合作能力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学校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与190多所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人才培养和科技合作关系,建立4个国际联合实验室、5个国家“111”计划学科创新引智基地、20余个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平台。2015年,获科技部与教育部联合批准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化示范学院;2016年,与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合作建立的首个海外校区——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武汉理工学院在英国正式运行;2018年,学校与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合作建立的武汉理工大学艾克斯马赛学院获教育部正式批准,是湖北省目前唯一一家中法合作办学机构。学校承担6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举办200余场高端国际会议,2019年,由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共同发起举办全球首次“世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导论坛”,为世界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发展描绘蓝图。 从三校校园走向三大校区,学校办学保障条件明显改善。大力推进以学科群为核心的校园功能布局和规划建设,为学校发展百年大计奠定坚实基础。作为拓展学校可持续发展空间的里程碑,南湖校区于2005年开始建设,现已建成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图书馆、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和标准化学生公寓、8个省部级科研基地和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成为集教学科研、文化体育、后勤保障于一体的功能完整的主校区。如今,南湖校区已与马房山校区、余家头校区三区并进,共同构成布局科学、功能先进、环境优美、风格独特的现代化校园。20年来,学校校园面积扩大一倍,总资产增长10倍,办学经费增长10倍。学校财经保障能力、信息化支撑水平、后勤保障质量、魅力校园建设成效等全面提升。学校以卓越文化理念和教育部首批核准的武汉理工大学章程统领大学治理,治理内涵不断深化、治理机制不断优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回望历史的时刻,也是展望未来的时刻。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伫立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潮头,面向“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面向“建设让人民满意、让世人仰慕的优秀大学”的大学理想,让我们承继追求卓越的主旋律,奏响不懈奋斗的最强音,在时代潮流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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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就业? 留学生回国第一步迈向哪里?
每年的秋招季,都有一批留学生完成学业,踏上回国的旅程。在他们中间,有的已经拿到了国内单位的录用通知,只等入职;有的准备好了求职材料,准备加入秋招“大军”;还有一些正暗自踌躇,这部分人心中有创业的点子,但并未想好第一步该怎么走——是直接创业?还是先进入一家同类型企业工作一段时间、积累更多经验后再创业? 创业?就业?每年都会有一批新海归面对这道或许永远没有最佳答案的命题。然而,不变的是题目,时代发展中,作为答题人的“新海归”们的心态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先就业?——积累工作经验 4年前,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徐子航回到国内。彼时,他正跃跃欲试,他所研发的环保材料市场前景广阔,因此在研一时,徐子航心中便有了创业的想法。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深知自己的纯技术背景无法妥善处理公司实际运行中的有关问题,不仅如此,本科与研究生都就读于澳大利亚的徐子航,对于国内的商业环境客观上了解有限,“在当时贸然创业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做法。回国后目之所及,很多事物都觉得陌生,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去适应,也需要时间去学习。”他说。 在入职国内一家中等规模的环保企业后,徐子航报名参加了面向在职人员开办的金融课程,其中有些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也曾学过皮毛,但当时并未多花费心思。 去年5月,他终于决定辞职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时机已到。” “工作3年的最大收获,是让我弄明白了国内这种技术型企业运营的内在逻辑,如何打开产品销路、如何保持团队的研发热情、如何平衡收支预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更好地激发团队战斗力等这些偏感性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徐子航说。 他的话是不少“就而优则创”海归的内心写照。在毕业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赵晟看来,职场中的收获会为自己之后创业提供强劲助力,这种收获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与优秀的领导、优秀的团队相处中所实现的自我提高;二是积累资源。对于一心想做独立策展人的她来说,前期资源积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对一些领域来说,海归没有丝毫工作经验就直接选择自己干,确实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先就业再伺机创业则相对稳妥。”赵晟说。 先创业?——试错成本更低 也有人担心,自己所处行业正迎来风口红利,如果不直接迈出这一步或许会错失良机。毕竟,创业环境瞬息万变,自己所处行业今日的强劲势头会持续多久,很难有人准确预测。 杨泽园说,如果自己同师哥一样出生在1985年,或许会和师哥一样,创业时考虑更多方面,先进入职场磨炼,等羽翼丰满时再尝试将创业点子付诸实践,那是师哥及其同年级选择创业的毕业生的路径。但杨泽园却没有这么选。 他出生于1994年,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如今已是一家拥有几十名电竞主播的网络平台的老板。20多年前,他的父亲辞掉公职,下海创业,杨泽园是名副其实的“创二代”。 海归创客年龄层的结构性变化,也预示着难以忽视的创业心态的改变。根据《2019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的有关数据,“90后”尤其是“95后”新生代海归正发展成为海归就业创业的主力军。受访者当中,“90后”(1990年-1995年出生)占比达52%,“95后”占比则显著升高,达17%。 相较于父亲当年创业时的瞻前顾后,杨泽园如今显然并没有那么多顾虑,更加自信而无畏,也没有考虑父亲的创业领域和创业路径。甚至,他心中考虑过一旦最终创业失败他该何去何从。“我还年轻,试错成本很低。无论这家平台能运营多久,其中经验都是我自己攒下来的。以后就算加入别人的团队也无妨,关键是创业者要做好从‘老板’到‘员工’的心理准备。” 更多机会——创业就业环境优化 无论是先就业还是直接创业,对于所有有志于创业的海归来说,国内如今的海创环境正提供着更好的机会、更广阔的平台。 从留创园数量中可见一斑。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已建成各类留创园超过350家,入园企业超过2.5万家,在园创业或工作的留学人员总数超过8万人,累计孵化企业超过5万家。 事实上,留学生若想要回国创业,可借的助力越来越多。首先,国内各种孵化园区正在蓬勃发展。通过建设平台、开展活动、加大支持,各级政府也在为海归创新创业提供更多便利,留创园只是其中一部分。其次,通过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等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更多海归有了回国就业创业的机会,平台会为海归的项目转化牵线搭桥。 在徐子航看来,海归创业需要避开的误区之一,是完全照搬自己在海外学习的经验。“中外的商业环境各有特点,并不完全相同。客观来说,国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更为成熟,初创团队成立后,可以凭借职业经理人队伍来弥补创始人自己某方面的经验欠缺。在国内,创业初期日子比较苦,一些小团队并不会引起职业经理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创业初期可能会面对多方面压力。”他说。 今年10月,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337号建议的答复中也曾指出,坚持以“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新时代留学工作方针为指引,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支持留学人员回国服务,鼓励他们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毫无疑问,海归创业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优渥。”杨泽园说。“关键在于,要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如果缺乏某一方面的经验,就需要拥有一个团队,需要寻找合伙人。创业绝不是自己打天下,善于组织团队,善于合作,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把事情做成。”(记者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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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通道”里的教育之声
“医学教育”“学生就业”“施展才干”……5月2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前,首场“委员通道”如约开启,6位委员亮相回答记者提问。在这些委员的回答中,与教育有关的词一一蹦出。他们为何如此关注教育,其中又折射出怎样的现实背景? 就业虽有压力 山花终将烂漫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就业工作压力确实非常大,难上加难,“最后一公里”确实是比较难走。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让我们看到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努力。现在大学生参军入伍、公务员招录、研究生招生、“三支一扶”项目等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扩招。教育部还组织了上百所高校对口支援湖北高校的就业工作。从我们学校与湖北工业大学联合举办的几场“云招聘”来看,学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还是不错的,这些都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我觉得,越是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大的岗位,越是有价值的岗位;越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岗位,越是我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今年虽然就业有一定的压力,但疫情终将过去,山花终将烂漫。 【解读】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就是稳住民生之基。高校毕业生是就业的重点人群,保障大学生充分、高质量就业,是稳就业的关键所在。 疫情之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难上加难。为解难题,各级政府部门连续释放政策。不久前,教育部等6部门共同主办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其主旨就是汇聚政府、企业等各方资源,千方百计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充分发掘毕业生的就业潜力。各高校也是绞尽脑汁,从帮助学生制作简历到模拟面试,高校工作人员轮番上阵,把就业各个环节细化再细化,当好学生与岗位之间的“摆渡人”。 相关各方的努力,相信高校毕业生们会有切身体会。但就业从来不只是政府、高校、招聘方的事情,毕业生也应转变思想观念。“委员通道”上,杨振斌委员特别提到,“我觉得,同学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开一点、更广阔一点,我想选择的余地应该是会更大一些的”。“疫情终将过去,山花终将烂漫”,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美好的未来。显然,美好的未来,需要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共同绘就。 加强医学教育 培养优秀人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 这场大疫之后,我们要痛定思痛,怎么能够更好地完备完善我们的公共卫生体制。首先,在进一步加强医学教育方面,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而且要有良好的教育体制进行培养。另外,在这些人未来的职业中,要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能够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 【解读】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意识到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我国高校培养公共卫生人才的能力如何? 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介绍,我国高校每年向医疗机构等输送约7000名公共卫生人才。 7000人,数量不少,但是要满足实际需要,还远远不够。截至2018年,中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从业人员约18.78万人,即每万人中仅有1.35名从业人员,约为美国的1/5。CDC卫生技术人员中,仅44.2%拥有本科以上学历,12.5%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以说,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队伍在数量、质量方面都存在不足。此外,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还存在人才外流、人均待遇不高、专业受重视程度不够等现象。 无怪乎王辰委员要用“痛定思痛”这样的词语,大声疾呼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与临床医疗服务相比,公共卫生被称为“看不见的战线”,因为公共卫生工作做得越好,就越难以被社会所看到。但就是这“看不见的战线”,守护着公众健康最重要的防线。疫情仍未过去,此时补齐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短板,正逢其时,正合民心。 施展聪明才干 基层大有作为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达久木甲: 大学生就业需要广阔的天地,凉山是一个很好的施展才干的地方。凉山是深度贫困地区,恶劣的环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脱贫致富成为几代凉山人共同的梦想。 在凉山,活跃着一支天天走村入户,狗见了都不咬的扶贫干部队伍。金阳县布拖村集中安置点,马哈木日卓老人6岁的小孙女说:“有了电,奶奶能看有人的戏匣子了。”灯意味着光明和希望,它给了山区人民群众前行的力量。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打赢脱贫攻坚战,说到底靠的是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巧干、齐心干。感谢共产党,感谢精准脱贫,成为彝族群众发自肺腑的话。 【解读】 达久木甲委员对大学生说,“凉山是一个很好的施展才干的地方”。可能有人不信,别急,我们看数据。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是凉山州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之一。近年来,凉山州新建了5个省级培育园区、95个州县级园区。计划总投资3.25亿元的昭觉县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全面建成后,预计将实现年产值1.2亿元,销售利润5000万元,带动1500户贫困户增收。 这,意味着大量的技术岗位正在被创造,专门的管理人才将受到热捧;意味着人财物的流动正在加速,经济活动逐渐丰富,商机正在孕育;意味着当地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将迅速提升,教师岗位将迅猛增加。 这还仅仅是一个凉山。放眼全国,还有诸多和凉山一样,刚刚脱贫或者即将脱贫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产业布局日趋完善,社会发展加速推进,其中的每一项事业,每一个行业,都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无数的机遇,在等着勇于选择的年轻人。(记者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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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考试成绩对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发布
近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联合发布托福iBT考试成绩对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有助于中国学生、学校及考试使用者更好地了解国际考试的要求及成绩含义。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共分为9个等级,托福考试成绩分别按阅读、听力、口语、写作进行报告,该研究主要针对量表的第四至第八级,成果呈现的是托福考试各部分及总分对应量表相关等级的临界分数。 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于涵表示,“托福iBT考试成绩对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体现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应用价值,对提升我国语言能力标准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教育技术标准的国际对接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学生、学校及考试使用者更好地了解国际考试的要求及成绩含义,理性选择考试,推动以评促学,有利于推动我国外语教育的开放与发展。”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是首个面向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能力标准,于2018年2月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量表依据中国英语学习者能力的实证研究数据,同时充分考虑各学段的需求,将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能力从低到高划分为“基础、提高和熟练”3个阶段。量表以语言运用为导向,构建了多层级的指标体系,对各等级的能力特征进行了全面、清晰、翔实的描述,为促进英语教、学、测的协调发展及多元评价提供支撑。(记者 万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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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留学去还是不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让不少学生被迫改变了留学计划。海外疫情的持续,签证和语言考试等的延期、暂停,让家长及学生对出国求学的选择更加审慎。 疫情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影响几何?留学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又将怎样? 疫情走向影响留学意愿 得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将为海外学生联系包机,以协助留学生按时返英开学的消息后,中国学生李梦晨稍稍松了一口气。 早在今年年初就拿到曼大offer的她,之前面临着两难选择:去,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蔓延,风险难料;不去,曼大是她的理想院校,也基本不会有允许延迟入学的可能,如果放弃今年入学,就只能之后重新申请。 思量再三,与家人讨论过诸多方案后,她在心中已打定主意,还是要抓住这次机会,将出国求学的路走完。“但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很难,因为一边是疫情风险,一边是我多年的梦想。”李梦晨说。 李梦晨的顾虑是现阶段不少留学生和准留学生心态纠结的缩影。除了对疫情未来走向的顾虑,教学方式的改变以及自身经济原因也使得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选择延迟入学或放弃留学计划。随着秋季学期临近,不少学生对于究竟如何抉择更加焦虑。 “留学中的课程教学只是一部分,社团活动、实践经验、结交更多朋友等都是留学收获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如今改为在线授课,学费只换来了课程教学这部分,坦白地说并不划算。”王哲拿到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offer,学校此前已宣布今秋将继续提供线上教学,不开放校园。 与王哲观点相近的留学生不在少数,网络上曾有过“几十万上网课”的调侃,也曾一度引发热议。但出于防控疫情的考虑,学校在线授课确是无奈之举。 留学机构自谋转型 留学生“左右为难”,留学中介机构也是冷冷清清。一位就职于南京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的培训老师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他所在的公司留学咨询量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明显,他所接待的学生与家长数量大幅下滑。为增加收入,这位身为澳大利亚海归的培训老师现在也做起了兼职英语家教的工作。 而在北京,一名负责美加留学的机构主管向记者介绍说,他所接触的有意向留学的家庭,今年所需的决策时间更长,不仅是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顾虑,不少家长也出于对国际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在与学生讨论留学规划时更趋审慎。 留学市场遇冷,行业机构也在自谋转型。疫情期间,一些学生对线上科研及实习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加,留学机构也在加速丰富产品构成,利用自身外部资源优势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 知名留学机构金吉列留学董事长朱燕民对未来的留学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在他看来,留学市场整体趋势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仍将呈上升趋势,今年延期的留学生会与明年正常申请的学生产生叠加效应。包括签证办理、学校申请、宿舍入住及配套的留学服务等多方面,都会给服务机构带来发展机会。 留学会回归平稳势头 面对外部影响,家长担忧日增。有专家预测,秋冬季很可能会有第二波疫情,在特效药与疫苗成功研发之前,留学生活很难完全回到正轨。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国际关系变化,是留学家庭考虑的深层次原因。那么,留学之路究竟又该如何规划? 不久前,《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发,重申将继续通过出国留学渠道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教育部国际司负责人表示,将大力完善“平安留学”机制,维护留学人员合法权益和切实利益,将应对疫情过程中摸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特殊时期对出国留学的影响是暂时的,将积极开拓优质教育资源合作渠道,拓展出国留学空间。 “现在我们也在犹豫还要不要送孩子出去留学,但之前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不去又确实不甘心。”江苏苏州的盛先生对记者说。他的女儿秋季即将进入高三,他与妻子原本打算送孩子赴美读大学本科,高中两年所做准备都是围绕留学申请所需而展开的。 尽管目前疫情给海外求学带来不小影响,也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但不少业内人士仍对留学发展前景保持乐观。新东方前途出国总裁孙涛此前表示,从长远来看,留学生对出国之路的选择会更加审慎,但这种审慎更多源于对国际环境及学生健康风险的担心,而并非不认可留学价值。他相信,外部环境稳定之后,留学会继续回归平稳势头。(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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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岛:AI时代 “未来教育”正在到来
人工智能(AI)是近年来人们口中的“热词”。2019年3月,山东公布首批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学校名单,青岛104所学校入选。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使命。 人工智能教育究竟是怎样的教育?它会给学生、老师、学校带去怎样的影响和改变? 暑假里,孩子们在青岛UICA少年学院SpiderX编程班学习人工智能。 AI教育不为培养程序员,而为适应未来 提到人工智能教育,许多人会想到编程、机器人。暑假里,一些社会培训机构以人工智能教育为卖点招揽生源,不少家长心甘情愿为孩子掏腰包。不过,海信学校科创中心主任李靖告诉记者,据他了解,许多培训机构的人工智能教育停留在编程层面,较少涉及人工智能模块。“人工智能教育并不是培养程序员,而是为了让孩子更好地适应明天的生活。”他说。 明天的生活是怎样的?2019年2月,国家督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来青岛做讲座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孩子是和机器人‘抢饭碗’的一代!”英国广播公司也曾基于剑桥大学研究者的数据体系,分析了365种职业未来的“被淘汰概率”。其中,电话推销员、打字员、银行职员等职业,分别以99.0%、98.5%、96.8%概率,被列为可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而艺术家、心理医生、教师等职业,分别以3.8%、0.7%、0.4%的概率,被列为最不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 “实际上,就在今天,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也已经发生了。”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副教授、高级学习实验室主任陈凯泉说,比如现代制药,没有人工智能是完不成的;引力波,没有人工智能也算不出来。国家也曾发布数据,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供求比例仅为1:10。 正是基于这些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我们有必要从孩子开始培养他们的人工智能素养,让他们了解人工智能,学会应用人工智能、开发人工智能,能够引领时代,而不是被时代抛弃,商汤科技教育事业部联席总经理尚海龙说,30年前人们不会使用电脑很正常,现在却不行,将来的人们更要会用人工智能。2019年秋季新学期,青岛市教育局计划在小、初、高各学段全面推开由商汤科技开发的人工智能课程,课程中除了人工智能相关编程教学,还融入了现实生活中自动驾驶、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金融等案例,帮助学生建立对人工智能科学的认知,掌握系统化的人工智能理论和基本能力。 拥抱AI,未来高考或将“过筛”创新能力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与传统教育有何不同呢?陈凯泉指出,现实工作与生活中,无人化的环节越来越多,人要去做更多人应该做的工作,例如畅想、创造、发明、沟通、批判、科幻。“每一次时代变革,与其说是技术革命,不如说是思想解放。”他说,“所以我们的教育要把思想解放渗透进去,给孩子插上思维的翅膀。”不过他坦言,这种思想解放在教育实践中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除了现实的应试压力,也与我们的传统思维有关。举例而言,美国创作了很多科幻大片和科幻文学,这背后是展望未来的文化,是对科技的崇尚;国内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有很多是往历史回看,比如古装剧、穿越剧等,而不习惯向未来看。他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未来视野、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机器智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它永远处在人类输入的框架里。人类每一次进步都是由创新带来的,尤其现在处于创新爆发阶段,变化日新月异。”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教育技术学副教授杨进中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理念、教学内容、评价标准一定要变,也一定会变,变得更注重人本和创新。他说,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在石器时代,人只要学会把石头打磨光滑锋利就可以了;在农业时代,耕地是一项重要本领;在工业时代,社会需要大量熟练工人,因此学校也像流水线生产一样给学生灌输知识和技能,人才千人一面;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成为更好的机器,而是成为更好的人。”他大胆预测,中考高考作为筛选人才的工具,现在是筛选会做题目、记住知识的人。未来则是筛选具有创新能力的人。 在创新中,学生从知识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 杨进中认为,在未来,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不会改变,但是教师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师生关系都会改变。如今师生是“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系,未来将变成教师—机器—学生的“三角关系”。 杨进中说,现在老师需要教授学生最基本的知识,帮助他们强化学习内容,而这些工作将来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来完成。比如它可以结合学生学习情况精准推送学生所需的内容,也可以帮助老师快速阅卷并给出试卷错误率分析,这样老师就可以从概念性、程序性、批量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人本身的教育,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创新思维和高阶思维能力的需要,真正帮助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除此以外,教师的工作可能出现重新分工,“教学设计师”这种新职业可能会出现,老师对教学活动的策划能力、跨学科教学设计能力、项目式教学能力会更加重要。 学生在创新中将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成知识的生产者。“以前的学习是传承性的学习,用现有知识解决旧有问题。未来是创新性学习、发散性学习,因为学生要应对未来的种种未知。”杨进中说,未来每个学生都有一张个性化的课程表,每个人都是项目式学习中的创新者、合作者。 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学生会有一个“智能学伴”,在每一个时间节点识别、积累学生的学习数据和成长数据,进而帮助学生构建个人的知识图谱和人生规划图谱。杨进中表示,这样的学习将更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更有利于学生个性化成长与发展。 政策背景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开发和推广。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形成“人工智能+X”的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建立人工智能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到2020年建设100个“人工智能+X”复合特色专业,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将深刻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完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充实适应信息时代、智能时代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和编程课程内容。(青岛日报记者 王沐源) (稿件原载于2019年8月19日《青岛日报》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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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量子计算研究获重要进展
中国教育报讯 单光子源是光学量子信息技术的核心资源。近期,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与陆朝阳、霍永恒等人领衔,和多位国内及德国、丹麦学者合作,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一种新型理论方案,在窄带和宽带两种微腔上成功实现了确定性偏振、高纯度、高全同性和高效率的单光子源,为光学量子计算机超越经典计算机奠定重要科学基础。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日前发表了该成果,评价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 光学量子信息技术所需要的完美单光子源,要同时满足确定性偏振、高纯度、高全同性和高效率这4个几乎相互矛盾的严苛条件。从2000年以来,美国加州大学等相继在单光子源研究方向取得进展,但其品质还不能满足实用化需要。 2013年以来,潘建伟、陆朝阳等人在国际上首创了量子点脉冲共振激发技术,开始引领高性能单光子源的发展。但要实现完美的单光子源,还有两个重大技术难题需要解决:一是量子点会随机发射两种偏振的光子,二是共振激发需要消除背景激光。 近期,中科大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椭圆微腔耦合实现确定性偏振单光子的理论方案。他们与中山大学余思远研究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戴庆研究组、德国维尔茨堡大学霍夫林研究组以及丹麦科技大学格里格森研究组合作,在实验上发展出垂直偏振无损消光技术,解决了上述两大难题。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在窄带微柱和宽带靶眼微腔中,实验制备出同时满足确定性偏振、高纯度、高全同性和高效率的单光子源,再次刷新了单光子源综合性能的国际纪录,为实现超越传统经典计算机的“量子霸权”科学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据介绍,这项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可扩展光学量子信息技术研究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跑。《自然·光子学》审稿人评价称,这项成果“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是巨大的一步”。(记者 方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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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质量国际论文数位居世界第二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9日发布的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高质量国际论文数排名世界第2位,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进入前10行列。 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据此,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经过调研分析,将各学科影响因子和总被引次数同居本学科前10%,且每年刊载的学术论文及述评文章数大于50篇的期刊,遴选为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在其上发表的论文属于高质量国际论文。 统计结果显示,2019年共有394种国际科技期刊入选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190661篇。中国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59867篇,占世界份额的31.4%,排在世界第2位。排在首位的美国发表论文62717篇,占32.9%。 2019年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最多的世界高校中,中国有4所大学进入前10位,分别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其中清华大学以发表2420篇居第2位,发表的论文占世界的1.3%。排在首位的哈佛大学有4413篇,占2.3%。 2019年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最多的世界研究机构中,中国有5所机构进入前10位,其中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发表492篇居研究机构类第1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396篇排在第2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377篇排在第3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是科技部直属的国家级公益类科技信息研究机构,自1987年以来,一直承担着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情况的统计分析工作,每年定期公布中国科技论文产出整体分析报告。(记者温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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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光教育”到“阳光教育” ——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建言特殊教育发展
1月4日,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特教老师贾凯涛在给学生上刻瓷工艺课。新华社发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张娜与学生交流互动。新华社发 在江西省南昌市三联特殊教育学校,特教老师何兴武给学生解答问题。新华社发 1.以教育促进残障孩子身心发展、融入社会 站在校门看,这所学校和普通学校没有什么区别,淡褐色的校门带着一些设计感,操场上国旗飘扬,对面的教学楼素净整洁。但再深入,就会发现一些不同。除了15间标准的教室外,一些教室的布置近似室内游乐场,这些被称为辅助功能室的地方和教室数量相同,包括感统训练室、多感官康复训练室、言语与听力训练室等。在这里,掌握自理生活的能力,培养出自己的兴趣爱好,远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不同之处还有,这里的学生较少,只有120名,一个班8至15人不等,老师则有58位。 这是广东省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所成立于2013年的特殊教育学校颇具有代表性。 根据1987年全国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当时我国1~15岁学龄特殊儿童少年约650万人。而当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仅有504所,在校残疾学生5.2万余人。随着国家财政性特殊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到2018年,特殊教育学校达到2152所,在校人数达到66.59万人。同时,如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一样,有严格的建设指标和师生比例要求。 但张峻绮并没有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对重度障碍的孩子来说,需要在特殊教育学校完成教育,更多孩子还是应该在普通学校就读。”尽管意味着更多付出,更难坚持,戴榕仍然决定让儿子在普通学校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接受融合教育。 “我国对于残障孩子的教育安置形式主要有四种,即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在普通学校的特教班就读,或者送教上门。”成都市特殊教学学校老师雷英从事特教工作近30年了,她介绍说。 戴榕认为,让他们在普通的环境中生活、像其他人一样学习社会交往的融合教育,是目前解决和推动残障人士平等参与和社会融入的最核心最基础的方式,“如果这个阶段不能实现这种融合,他们在成年之后几乎不可能冲破社会障碍、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 由于对自闭症缺少了解,学校存在排斥心理,张峻绮小学入学曾遭受拒绝。后来入读的学校虽然给予了宽容友好的环境,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老师缺乏特殊教育知识。戴榕需要为学校提供自闭症相关介绍、孩子的日常记录,每遇到更换老师,就要细致沟通。从孩子三年级开始她请了专业老师在学校陪读,自己充当督导,共同制定孩子的个别教育计划,包括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自己制作试卷检测,等等。 如今家长们的负担有了减轻的趋势。 2.融合教育:对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重挑战 最重要的变化是师资力量的增长。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介绍,很长一段时间里,特教老师在教育领域处于地位不高、不受重视的境地,特教也属于边缘学科。因此在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与入学的残障孩子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教育专业学科背景的老师紧缺。 2013年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刚成立时,江周敏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为了招聘到特教专业的老师需要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而现在仅在广东省内,就有华南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多所高校开设了特殊教育专业。 更现实紧迫的做法是做职业培训。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以成都市为例,2015年起成都市教育局制定并开始实施“融合教育教师培训讲师团项目”,雷英与其他二十多位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作为讲师团成员,开始探索适合成都的本土培训体系。他们邀请美国、北京、台湾等地特殊教育名家授课,经过三年的摸索实践,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课程与培训体系。这些课程既包括基本的特殊教育理论,也包括具体如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及如何应对等。 此后,讲师团作为市级特殊教育研修团队,选拔区级的一线教师进行培训,并帮助建立区级研修团队,再由区级负责校级的培训内容。 对于普通教师的培训,除了转岗特教老师外,更广泛的正是要进行融合教育。 特殊教育的意义,在雷英看来和普通教育的方向是一样的,“要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发展,培养自理能力,发展一技之长,最终融入社会,过上有质量的生活”。 因此,在普通的学校随班就读是特殊教育提倡的方向,也是国际的主流趋势。江周敏与雷英都感到,近年来,轻度残障的孩子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人数在增多,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的大多数属于中、重度残障。 雷英直言,融合教育对于特殊教育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现在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不仅肩负本校学生的教育工作,通常也承担了本地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工作,为普通学校提供支持。对于普通学校教育来说,同样影响重大。作为融合教育的主体,普通学校的老师要在照顾普通学生学习的同时,兼顾完成残障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同时,普通学生如何接纳不同群体、如何在班级营造积极氛围、如何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等,对于普通老师都是不小的挑战。 因此如果普通学校中有残障学生,班主任、任课老师同样要接受特殊教育培训。2016年,教育部规定招收5人以上数量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一般应设立资源教室,同时配备适当资源教师,为残疾学生的学习、康复和生活辅导提供全方位支持。资源教师的培训对于融合教育来说尤为关键。 周洪宇在调研中感到,目前融合教育还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广州市梧童树教育中心老师钱紫馨,为随班就读的残障孩子提供专业陪读,对此感触更深。她介绍,残障孩子相比较一般孩子更强调个别教育,作为融合教育中对于残障孩子的支持力量,要在控制情绪、正常社交、培养兴趣、学习辅导四个方面提供帮助,如果孩子能尽早接受干预,有些可以在两年之内适应学校生活,独立起来。“但是目前因为资源教师大多不够专业,可能由校医、心理咨询师等担任,数量上也不足以完成一对一的个别教育计划。因此一些有条件的家长选择了请社会机构中有特教经验的老师去学校陪读。陪读老师的费用在广州大概要7000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门槛很高,但是对于一段时间只能陪读一位学生的老师来说,却不是很高的收入,因此老师的队伍一直不够壮大,也容易流失。”钱紫馨说。 此外,尽快研发专业的特殊教育评估工具是雷英认为眼下最急迫的任务,“在普通学校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大多不能用试卷、分数来衡量他的学习质量、进步与否。所以需要一个科学的评估工具和体系,来准确评估学生的基础能力,进而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建立准确评估学生发展情况的机制和质量监测体系”。 3.推动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两头延伸” 毋庸置疑的是,现在特殊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对于特殊教育,十七大报告中的提法是‘关心’,十八大报告强调‘支持’,十九大报告明确为‘办好’。”其中的明显递进让江周敏感到振奋,“原来我们把特殊教育当作‘地球背面’的教育,它是小众的、主流视线之外的‘月光教育’,现在不论是社会的关注,还是行业内部的发展,都让特殊教育成了‘阳光教育’。” 随之而来的是对特殊教育各方面更高质量的追求。随着中、重度残障学生比例提高,护理、教学的难度加大,雷英认为应该增加专业人员。而江周敏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在2020年广东两会上提出建议,应加快提高特殊教育津贴。 特殊教育的义务教育阶段得到长足发展后,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共同关心着特殊教育的老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提出了要关注“两头延伸”的问题。 “一头”是学前教育,对于心智障碍的孩子来说,能够在0至3岁进行干预,会对孩子恢复社会功能有很大的好处。这需要幼儿园、甚至早教机构有能力筛查、干预心智障碍的孩子。而目前有能力接纳残障孩子的学前教育公立机构数量严重不足,导致了入园难的问题。 另外的“一头”是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继续教育与就业。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扎兰屯市副市长杜明燕近年来一直在关注残疾人的发展问题,她说:“对于边疆地区来说,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把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办下去、办好,让残障孩子结束义务教育后,继续享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来获得一份谋生的职业,对于他们真正融入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设有特教班的职业高中以及专门针对残障群体的职业高中数量有限。江周敏将学校教育与就业的衔接称为特殊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而这也是他认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记者 陈慧娟)
0000-00-00 00:00光明日报 -
名校“学霸”与优秀教师能否直接画等号
美国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应聘高中化学教师,清华、北大本硕连读成“标配”……近日,武汉、深圳、南京等地多所知名高中陆续公布教师招聘结果。不仅入围者绝大多数是国内外顶尖高校的硕士、博士,且不少学校都把应聘者的第一学历提升为985或211大学毕业。而在北上广深等地,名校博士担任一线授课教师在高中也已司空见惯。 从高中师资招聘的行情来看,教师的学历“门槛”貌似有所提升,一些知名高中的师资配备用“豪华”来形容并不为过。 针对这一现象,各界看法不一。一些家长信奉“名师出高徒”,教师若是“学霸”出身,培养优秀学生的概率似乎更高。但记者日前到一些学校采访,也听到了来自教育界的另一种声音:拥有名校学历的教师应聘者或许在具体科目的学习方法上确有一些过人之处,但教育毕竟是育人,而非仅仅为了帮他们考出高分。 对青少年来讲,中学阶段是人生的拔节育穗期,承担育人之责的教师至关重要。怎样的教师堪称“优秀”,每个学校招聘时都应有清晰的评判标准。至少,名校“学霸”与优秀教师之间画不上直接的等号。 高中师资招聘,到底“挑”什么? 不久前,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一则公示引来热议:该校公布了2020年第一轮教师招聘拟录用名单,9人均毕业于国内外顶尖高校,其中来自清华、北大的硕士和博士占了6人。还有人注意到,这份名单中,没有一人是师范生。 无独有偶。上海外国语大学大四学生舒林(化名)不久前也收到了某重点高中发出的录取通知,被录取为英语老师。而在此之前,她经历了一场“残酷”的竞争:这所高中今年收到超过60份简历,最终只邀请六位应聘者面试,并从中录取两位老师。“面试这一轮,我是唯一一名本科生,据说刷掉了好多海归和名校研究生。”舒林直言,这次被录取有点“意外”,所以她也放弃了留学计划,珍惜眼前的这个工作机会。 各地高中新进的师资招聘,究竟传递出哪些信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高中校长直言,从现在高中教学的实际情况看,学历普涨是趋势。“在新高考的背景下,高中生都要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事研究性学习,基本上任课老师都要带着学生一起做课题,这客观上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正因此,一些知名高中的人才储备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而这股学历门槛提升的风潮,这些年确实愈演愈烈。 有专家透露,在北上广深等地区,不少知名高中教师一般都是硕士毕业,且基本是211以上高校。“有些在全国有点知名度的高中,师资招聘环节还设了更多‘硬杠杠’。比如,更倾向于让清华、北大等顶尖名校数学系或物理系毕业生当数学、物理老师等。” 高中缘何在师资招聘中如此“挑”人?华中师大一附中副校长江兴隆的回应,就很有代表性。江兴隆认为:“博士教高中不是资源浪费,基础教育强大,教育才能强大。”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家长群体中的认可度也较高。有家长就在网上留言,“让最优秀的人从事教育事业,是一种极有效率的良性循环。” 还有分析指出,高中师资招聘出现学历普涨现象,另一个客观原因是供给侧的“变化”:眼下,随着越来越多的本土和“海归”博士走出校门,除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高端研发等传统出路,高中的教职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学霸”老师,能理解“学渣”的心吗? 包括清华、北大毕业生在内,越来越多的“学霸”任教中学,这对学生和家长而言算不算“大利好”? 答案,远没这么简单。“学校的师资招聘,应警惕‘唯学历论’甚至‘唯清北论’的倾向,否则就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初衷。”一位中学校长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在教师岗位上,名校“学霸”到底有多少优势?很多时候,情况并没有一些家长想得这么乐观。比如,在升学上一帆风顺的高智商“学霸”老师,或许就很难理解一些“学渣”的心。 另一方面,在高中阶段,学生除了有较大的升学压力,还会遭遇各种青春期的烦恼。因此,老师的育人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承担引路人和倾听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能耐心倾听学生成长烦恼、引导学生充满正能量的人生导师,显然要比一个只会帮助学生提高分数的“学霸”老师,更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杨小微指出,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人,尤其是中小学老师,是和未成年人打交道。因此优秀的老师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学科知识背景,还应懂得心理学和教育学。“即便是拥有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生,只有真正把教育当成自己的事业,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才能成为好老师。这才应是学校招聘选拔教师的前提”。 根据最新的教育学研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比起掌握的具体知识,未来,个体的社交与情感技能越来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教育正在变,对老师的要求也在变。 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未来的优秀教师应具备更全面的育人素养,更多地用参与式学习代替简单的知识传授。因此,哪怕是顶级“学霸”,要成为符合未来需求的优秀教师,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0000-00-00 00:00文汇报 -
疫情之后,人工智能教育将怎样存在
人工智能在当前教育中的应用仍偏向于“弱人工智能”,但对提升教育效率的作用不容忽视。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远程教学也为人工智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地的学校借助互联网技术,将教学从线下搬到线上,以维系学校的正常运行。在其中,人工智能(AI)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美国教育主流媒体近期开展的调查发现,疫情封校期间,人工智能在学校和学区层面发挥了相当程度的作用,许多学校采取了灵活丰富的人工智能手段促进教学。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与哈佛大学全球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于近期面向59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教育教学调研显示,有不少教师反映,远程教育在改变教与学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教育创新机会,如学习环境创新、混合学习、教师教学的新模式。 显而易见,疫情危机所带来的创新机会与互联网技术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形势下,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再次成为全球教育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近期,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SRI)研究评估中心主任罗伯特·墨菲(Robert F. Murphy)评估了人工智能在全美基础教育领域的应用及走势。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远程学习,在客观上会促使教育者更多采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和做法,然而关于人工智能的乐观期望也有可能会因教育预算应对疫情吃紧而受到限制。他认为,相对于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的颠覆性潜力,疫情对教育的冲击并未改变他此前的观点,但也要重视远程教学所引发的公众对人工智能教育的高度关注。远程学习支持自适应教学,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自动反馈和支持等,将会助力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与发展。 此前,在《人工智能为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教学提供支撑》报告中,墨菲认为,教育领域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主要还是“弱人工智能”,即在教学领域中,合理应用自动化软件,如智能辅助系统、作文自动评分系统、学情早期预警系统等,以提升教学效率。他表示,在教育领域应用人工智能不太可能像在其他行业如公共交通、禁毒、医疗保健等领域那样立竿见影,主要还是发挥辅助作用,如提高课堂效率,协助教师开展语言教学,加强反馈与互动,及时诊断学情以及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面对新形势,墨菲做了进一步分析: 在人工智能教育的重要领域仍然欠缺足够的数据和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报告信息。一方面,是对教育应用人工智能的准确性理解和精准度把握不够;另一方面,与不含人工智能应用的教育手段相比,应用人工智能教育手段到底能发挥多大比较优势也不好测定。但随着更多人工智能教育软件投放市场,业界将会讨论建立行业标准,促使供应商提供相关产品的准确信息。产品信息大致包括对人工智能运算能力和“知识储量”(knowability)的描述或排名,如何帮助师生使用人工智能程序,师生使用人工智能发生偏差所引发的后果,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的准确性程度和局限性,关于开发人工智能程序所依靠的数据情况,以及如何评估学习模型的潜在偏差。 教育应用人工智能的精准程度高度依赖于海量数据的获取,某些情况下,这些数据可能会因种族、性别、家庭背景等因素产生偏差,进而对教育产生影响。对算法偏差的担忧将取决于人工智能程序在学校和课堂中的角色扮演,以及系统决策给师生带来的影响。例如,与带有偏差的人工智能教育预警系统对学生的可能影响相比,带有偏差的教育数据渗透到教师备课从而对学生产生的可能性影响相对要小得多。前者可能不成比例甚至错误识别了基于性别或种族等群体,从而作出错误决策,而那些真正有需求的学生未必能得到帮助,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因此,墨菲主张对于那些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特别是学情预警系统)的输出结果,仅应视为教育教学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参考,更多还是要以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专业判断来作为依据,他们毕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影响人工智能教育大规模应用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合适、足够的数据来进行研发,并存在研发资金、隐私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平时相关方面很难获得不同学科、不同年级学习所关涉的人工智能学习应用程序所需的海量、客观和复杂的数据。唯一可以便捷访问并可用于人工智能教育软件研发与推广的,是在线学习平台和正在大规模使用的应用程序,不过这样的数据规模仍相对较小。没有规模庞大且高规格要求的数据,人工智能将难以在教育中进一步长足发挥作用。即使可以获得所需的数据,用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人工智能研发资金也不会像医疗、交通、军事等其他领域那样充足。 尽管人工智能在远程教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次疫情未必能够改变人工智能教育投资不足的局面。开发商在社会其他行业应用人工智能的投资可谓是海量,但在教育领域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却没有如此强劲。对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商而言,基础教育领域是一个非常昂贵且面临诸多困难的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可自由支配的预算少,教育领域的特殊要求如尊重隐私、教育价值观导向等,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产品销售周期长,等等。鉴于上述原因,目前很难指望风险投资公司和上市公司的新投资会用于基础教育市场新产品和服务开发。 人工智能在社会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最终会影响公众对人工智能教育的态度。社会大众会在教育以外的领域如医疗保健、汽车驾驶等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体验以及相关的媒体报道,都会影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教育的看法和态度。当前涉及人工智能应用的领域,如疫苗研发、信息保护、人工智能农业等,诸如此类的事例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类报道将会影响人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靠与否的感知,并间接影响人们对于教育应用人工智能的认知和态度。 作为兰德公司的资深高级学者,墨菲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顶端智库对于当前人工智能教育的判断。尽管墨菲关于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应用倾向于保守,但墨菲也主张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鼓励“弱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并强调关注人工智能通过在其他领域广泛、深入应用并最终传递到教育领域的现象。因此,尽管当前人工智能对于教育领域的改观程度不及对其他领域,但从长远来讲,其影响不容忽视。 在疫情期间,各国开展的大规模远程教学,是应对突发事件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性决策,客观上为人工智能带来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教育领域应用人工智能不同于其他行业,有效的教学活动需要师生的创造力、灵活性、即兴创作和自发性。教师需要通过逻辑思考、常识运用、同情心和同理心来处理日常的非学术性问题和课堂上出现的问题。当下,即使是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教育系统也缺乏这种能力。教育所涉及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很多方面很难通过数据搜集来实现。墨菲的上述主张,与教育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合拍的。 因此,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发展,既要明确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也要注重人工智能可以广阔发挥作用的空间。经合组织联合哈佛大学全球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的调研发现,广泛采用人工智能手段,对于维系后疫情时代教育教学的运营,降低因疫情而带来的教育经费成本方面仍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并且也拓展出新的创新空间。后疫情时代的教育,需要将疫情期间的一些创新手段常态化,并创设机遇,广泛促进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 (作者单位:赵章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郭晨光,山东省莘县翰林学校。本研究为中国教科院2019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世界主要国家推进STEM教育的政策研究”[GYH201902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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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考了多少分更重要的是什么 ——对话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策略委员会委员侯杰泰
“我们的学生考了多少分?”“达到各精熟度水平的学生比例占多少?”“我们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都是PISA结果出来后,大家争相询问的焦点话题。在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PISA成绩取得第一的当下,我们还有哪些潜在隐忧值得思索?PISA能为中国教育带来什么?对此,记者采访了经合组织PISA策略委员会、技术顾问委员会及问卷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侯杰泰。 记者:PISA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侯杰泰:作为教育系统“体检”的PISA测试,自2000年开始,OECD(经合组织)每三年举办一次,旨在评估各国15岁学生分析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举例来说,瑞典与芬兰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两国教育质量应相差不大。然而,根据PISA“体检报告”结果,芬兰学生的表现名列前茅,瑞典的结果则令其沮丧,但报告也促进了瑞典的教育改革。 大家可能认为,教育投入多多益善,有了经费就万事大吉?根据PISA分析报告,对一个学生从6岁到15岁的累计教育经费若低于5万美元,则投入越多,学生成绩越好;但当教育投入高于5万美元,却发现经费投入并未带来学生成绩的相应提升。因此,在确保一定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如何改善教育系统成为问题关键。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在测试取得的成绩? 侯杰泰:2009年,上海参加PISA测试后,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四省市曾先后参加,成绩基本都甚为优异,令世界瞩目。尤其是数学和科学成绩,常高出第二名数十分,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往往只是数分的差距。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代表我国大陆地区参测的是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事实上,诸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北卡罗来纳州这些个别地区也有参加PISA测试,未见其在世界名列前茅。 记者:优异成绩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什么隐忧或危机? 侯杰泰:学生情绪健康备受关注。虽然亚洲学生成绩普遍较好,但他们常因不愉快等而备受诟病。从PISA数据来看,京沪苏浙学生的正向情绪,高于OECD平均水平,也高于芬兰、爱沙尼亚、中国澳门、中国香港等高学业表现的国家(地区)。在负向情绪上,虽然四省市学生对失败的恐惧高于芬兰和爱沙尼亚,但远低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新加坡。 数据也告诉我们,在学校内部,学生情绪健康程度差异甚大,即世界各地每所学校内都有情绪健康较好和较差的学生。仅凭数据的平均分就认为某一国家、地区或学校有更多情绪健康较差的学生,是未能充分了解数据的含义与启示。每所学校内皆存在过分紧张及焦虑的学生,这值得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家长关注。京沪苏浙亦不例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不愿从事科学相关职业是危机。PISA2015调查结果显示,京沪苏粤仅有16.8%的学生希望从事科学类事业,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如芬兰(17.0%)、德国(15.3%)也较低,但我国四省市在72个参测国家(地区)中排名靠后。相较而言,虽然美国学生成绩不高,但有38%的学生希望从事科学类工作,英国、新加坡、加拿大也分别有29%、28%、34%。全球都在强调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重要性,我国大陆中小学在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记者:学生的学习时间,是目前大家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对此,你如何看? 侯杰泰:的确,学生学习时间过长,也是我国大陆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PISA2015数据显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校内上课时间相差较少,但京沪苏粤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很长。若以学习效率计算(即每小时学生能换取多少分),京沪苏粤的排名将由榜首跌至倒数三分之一,学生的学习时间过多,但回报低。学习效率最高的是芬兰学生,花费最少时间却得到最高回报。 记者:未来,我们还能从哪些方面着手发力? 侯杰泰:阅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就算在电子化时代,家庭藏书数量在中西发达国家或地区仍是一个衡量学生阅读习惯的有效指标。值得思考的是,数据显示,在中西国家或地区,学生成绩越好反而更少使用电子阅读器。以家庭藏书量来看,京沪苏浙的家庭藏书数量在100本以上的比例为36%,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相差不大,比中国香港(27%)、中国澳门(20%)更好,但仍低于一些高学业表现的西方国家(40%~43%)。 PISA数据印证了国家推动广泛阅读的重要性。在电子化时代,通过电子书推动广泛阅读看似合理,但电子书的效果及使用习惯尚需进一步研究。利用校内图书馆借阅纸质图书等方法仍值得借鉴及推广。 记者:在教育公平与质量方面,你有何建议? 侯杰泰:根据PISA测试报告,未来除了继续帮助经济落后地区改善教育质量以达至全国不同地区教育公平外,我们可关注经济水平较高地区内的教育公平。也就是说,即使这些地区较富裕,学校仍有必要提供足够甚至更多支持,让地区内家庭较贫困学生,不会因为家境妨碍学习成就。PISA数据让我们看到,较富裕的京沪苏浙地区内的教育公平状况仍有改善空间,我们鼓励将不同能力及家庭背景的学生放在同一学校共同接受教育(如芬兰),这样能提高学业成就,改善教育公平。(记者 晋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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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碰上疫情,复试怎么办
前几天,报考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研究生的管嫣然看到了自己的考研成绩,按照往年经验,应该可以进入复试。在这个“漫长的寒假”,她只能待在老家利用网络学习,“复习没有明确计划,在家无心学习”—— 考研碰上疫情,复试怎么办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安徽省六安市考区皋城中学考点,考生进入考场前紧张备考。田凯平摄 除了在报考人数上首次突破300万大关,达341万人,2020年考研学生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们的复试和录取的节奏,很可能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乱。 继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扩大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后,2月28日,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表示,今年将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预计同比增加18.9万人、32.2万人。 预测来看,将有超过一百万名考生通过初试,进入复试。他们历经漫长的备考,在接近终点时,又出现新情况。在这段特殊时期,他们的状态如何?又该如何准备复试? 部分高校复试时间已经推迟 直到前几天,报考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研究生的管嫣然才看到了自己考研成绩。尽管,分数线还没有公布,但是按照往年经验,她进复试了。 “今年分数都挺高,有些热门专业的考生都超过了400分。”管嫣然说。 因为,没有带回复习资料,也无法返校复习。在这个漫长的寒假,管嫣然只能待在老家利用网络学习,“复习没有明确计划,在家无心学习”。她还担心,“如果推迟复试,还会碰上毕业论文,有点慌乱”。 按往年惯例,每年的2月10日是各高校陆续公布成绩的时间;2月底,34所自主划线院校将陆续公布复试分数线;3月中旬到4月是复试时间。 疫情打乱了复试的节奏,一切变得未知。 原定近期举行的自划线高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推迟举行。同时,教育部明确表示,原定4月初左右进行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是否延期,将视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决定。 “如果复试时间延后,相应的调剂工作也会推迟展开,导致考生调剂不确定性增加。”长期从事考研辅导的曾卉告诉记者,“这种心情就像在起跑线等待发令枪响的运动员一样,心一直悬着。” 等来的确切消息是,部分高校复试时间已经推迟,而复试形式也可能发生变化。 “存在网络复试可能性” 200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被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全盘计划。这是这次特殊时期考研复试,唯一可以借鉴的先例。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李醒东非典期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2003年复试招生工作。他告诉记者,受非典疫情影响,当年华东师大采取了电话复试形式,以免提方式向考生提问,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回答,专家组依据考生回答情况进行评分。 “专家组成员打分后得出复试成绩,然后与初试成绩一起按比例折合成综合成绩。随后据此确定录取顺序。同时,全程录音,以作查证。”李醒东说。 除了电话复试,记者梳理发现,当时不同院校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复试方法。中国政法大学采用网络复试,在网上统一公布题目,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撰写论文。北京语言大学使用通信方式,问卷在同一时间用快递寄出,采用开卷。 “与现在相比,当年的研究生复试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初试成绩排名靠前的话,相应地在综合排名中也占有优势。”李醒东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完善,研究生招生制度及各项工作规程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机制和方法。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为了保证研究生复试工作稳定性和规范公平,各高校更倾向于观察疫情的发展情况,等到相对安全的时期,再开启复试工作。 “事实上,在4月底前完成考研复试工作,并不会打乱学校的录取工作,也不会对落榜考生找工作造成较大影响。换句话说,不管采取什么方式,4月底前安排复试和研究生录取工作是来得及的。”李醒东说。 “现在,网络技术更加先进,普及率也很高。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网络复试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李醒东提醒,如果进行网络复试,复试环节中的笔试就需要改换形式来进行,比如布置开放性题目,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将答卷返回专家组。复试期间进行的身份核验、材料审核等工作也不便顺利展开,对考生进行全面考查的功能和录取工作的严谨性就会受到影响。 2月23日,东北林业大学发出通知,不排除采取远程网络方式进行面试的可能。海南大学也提出,若疫情还未完全解除,则考虑取消笔试,采取网上复试系统开展复试。 理性看待扩招对复试的影响 2月2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翁铁慧表示,扩招将向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急需的领域倾斜。其中,硕士研究生扩招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等专业倾斜,以专业学位培养为主。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相关产业,特别是吸纳劳动力较多的第三产业及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减少就业岗位,引起高层次人才的结构性失业。”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分析,鉴于国家当前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刚性需求,研究生教育扩招的重点在于国家急需领域的专业学位。 从各国在校研究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看,每1000人里,中国仅有2人左右,而研究生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均接近10人。从就业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来看,中国仅为0.8%,欧美国家大多在10%左右,甚至超过10%。 “我国研究生教育还有扩张的空间。”在王传毅看来,研究生教育本身就具有调整就业增量、延缓就业压力的重要功能,也是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增强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扩招研究生既是国计又是民生”。他也坦言,“尽管,可能对三年后研究生的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对延缓当前疫情所导致的就业岗位紧张现象,仍具有积极意义”。 “扩招会对于在复试分数线边缘徘徊的考生有利,但要理性看待扩招对复试的影响。”王传毅建议,对于即将进行复试的考生而言,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心态,展现出自己的综合素质,“还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与报考院校学科特色科研特色上的匹配性,并尝试做出有深度的结合或设想可能结合的方案。” “注重沟通能力的训练,尝试提高语言条理性和表现力,如果遇到网络复试,这一点更为重要。”王传毅提醒考生,做好非结构化面试的准备,“无领导小组讨论、辩论等形式也可能会进入研究生复试之中。”(记者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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